从1976年10月6日晚开始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政治局势步入最后阶段。叶剑英、华国锋、汪东兴等人策划的会议并不是一次普通讨论，而是要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当王洪文和张春桥到达后便被控制，唯独姚文元迟迟未到。尽管他是最早察觉到异样的人，最终还是走进了这样一个设下圈套的场所。姚文元的关键失误在于他在怀疑之后，依然选择了赴约。

毛泽东去世后，中央高层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局面。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，而叶剑英在军队和党内影响力颇大。如何处理“四人帮”关乎中央权力是否能够稳固运作，以及军队、地方与社会秩序能否维持平衡。华国锋一度打算召开扩大会议来解决问题，叶剑英则担心公开化的斗争会被“四人帮”利用，导致更大的混乱。

这一时期，上海等地出现不安定的迹象，而北京周边的军事部署更是引起高层的警觉。关于“四人帮”可能动用武装力量来施压中央的传闻，因此中央领导层对局势失控的担忧不断加剧。为避免让决定国家命运的斗争升级为公开摊牌，叶剑英提议果断行动，定于10月6日晚在怀仁堂召开会议。怀仁堂不仅规模较大且方便部署卫兵，更显得正式，因此更容易在不引起外界怀疑的情况下召集相关人员。

王洪文与张春桥对此会议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警觉，而姚文元的直觉却让他感到不寻常。10月6日下午，他接到在怀仁堂召开的常委会通知，会议内容包括清样和纪念堂方案的讨论，要求他列席，这让他感到疑虑。作为非常委，姚文元往往不需要列席如此正式的会议。因此，他向张春桥咨询，希望能理解这次通知的原因，但张春桥对此并未重视，反而认为姚文元过于敏感。

在会议的变动中，姚文元依旧心存不安，询问秘书关于列席的必要性。秘书的话似乎给了他某种合理化的解释，令他误认为这可能是自己晋升常委的机会。这样的理由部分降低了他对此次会议的警惕性，使他对权力变化的敏感性减弱。

虽然姚文元发觉了异常，但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视而不见，最终仍旧选择前往怀仁堂。会议开始后，他立刻被控制，所有的不安和疑虑瞬间化为现实。“四人帮”被捕后，整个局面迅速稳住。姚文元虽然早有察觉，但他将这些警示误认为其他的解释，最终交出了他的选择权。此次会议表面讨论的是文献信息，实际上却是中央权力转变的决定性时刻。对于他来说，赴会与否都意味着风险，而引导他走入这个陷阱的是他未消散的政治期待。